很多人都觉得，咱们这面五星红旗，打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完美无瑕，一步到位。
这么想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
说句不好听的，当初在天安门升起的第一面国旗，它的设计蓝本，其实是个差点被淘汰的“次品”，是经过最高层亲自“动刀”修改后的版本。
这事儿得从1949年的上海说起。
那年夏天，整个上海都泡在解放的喜悦和暑气里，又闷又热。
在瑞金二路的一间小屋里，有个叫曾联松的普通人，在一家经济单位上班，跟设计这行半点关系没有。
可他这阵子魔怔了，一下班就把自己关屋里，对着一堆稿纸唉声叹气。
他在干嘛？
他在给还没出世的新中国设计国旗。
《解放日报》上那则巴掌大的征稿启事，跟个火星子似的，把他心里那点儿想法给点着了。
可啥玩意儿能代表新中国呢？
他琢磨了好几天，脑子里全是镰刀、斧头、齿轮这些东西，可画来画去，总觉得太实在，太硬，少点儿那么一股子气派。
就好比你盖了个大房子，总得有个响亮的名字，不能叫“钢筋水泥楼”吧？
有天半夜，他实在憋得难受，推开窗户想透透气，一抬头，满天都是星星。
嘿，就那一下，他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一下子就通了。
这黑灯瞎火的年代，谁在给大伙儿指路？
是星星。
那共产党不就是那颗最亮的北极星吗？
它领着大伙儿往前走。
这个想法一出来，后面的事儿就顺了。
他刷刷几笔，就在纸上画开了：底色必须是红的，这没得说，是革命先烈拿血换来的。
旗子左上角，得有一颗老大个儿的黄五角星，这就是党的领导。
然后，围着这颗大星，再来四颗小点的星，众星拱月嘛。
这四颗小星是啥？
他想起毛主席那篇《论人民民主专协》，工人、农民、小资产阶级、民族资产阶级，这不正好四个嘛。
四颗小星都得有一个尖尖角对着大星的中心，意思就是大伙儿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。
红色代表革命，黄色呢，既是光明，也是咱黄种人的肤色。
多好，又简单又好看，意思还深。
图画完了，他自己挺满意。
可临了要寄出去的时候，他又犯了嘀咕。
光有个大五角星，能不能说明白党的领导地位？
他寻思来寻思去，又拿起笔，在那颗最大的五角星里头，加上了镰刀和斧头的图案。
这下妥了，革命主题鲜明，谁看都知道怎么回事。
他拿着两个版本的设计稿，一个带镰刀斧头，一个不带，去找朋友拿主意。
朋友看了半天，说：“老曾，我看还是把那镰刀斧头去了吧。
留白，才显得大气。
五颗星本身就是个整体，你往里头塞东西，反而挤得慌，破坏了美感。”
可曾联松这人有点倔，他觉得加上才保险。
最后，他还是把自己觉得最“革命”的那个版本，工工整整地叠好，寄去了北京。
他当时肯定想不到，就是他这个多余的“坚持”，差点让他的设计稿进了故纸堆，但也正因为这个“多余”，才引出了后面那段画龙点睛的故事。
视线转到北京。
中南海里头，国旗评选小组的人正被堆成山的稿件搞得头昏脑涨。
几千份稿子，来自全国各地，五花八门。
为了保密和公平，所有稿件都抹掉了作者名字，统一编号。
曾联松那份，编号是“复字32号”。
在北京饭店的会议室里，三十多份入围方案一字排开。
“复字32号”一挂出来，立马就抓住了大家的眼球。
构图好，寓意深，剧作家田汉第一个就站出来说好。
郭沫若他们也觉得这个方案不错。
可这事儿，最后还得毛主席拍板。
当方案摆到毛主席面前时，他盯着看了很久，对五颗星环绕的布局赞不绝口。
但他手指头点着那颗大星里的镰刀斧头，缓缓开了口。
他说，镰刀斧头是苏联国旗上的东西，我们照搬过来，有点像模仿人家，体现不出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特点。
更关键的是，他看得更远，他说：“我们的国旗，就是要体现人民革命的大团结。
现在要团结，将来也要团结。”
“团结”这两个字，才是这面旗的魂。
大五角星已经代表了党的领导，再画蛇添足加上镰刀斧头，格局就小了。
把它拿掉，才能更好地体现四万万同胞，各个阶级的人民，都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。
一锤定音。
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的灵感，加上一位领袖删繁就简的远见，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五星红旗。
一年后，当政协派人专门找到曾联松，告诉他整个过程时，他才恍然大悟。
他原以为自己的作品被“篡改”了，心里还有点小失落。
现在他明白了，他的灵感经过领袖的点拨，升华成了国家永恒的符号。
国旗的事儿是“从无到有”的创造，国歌这边，更像是一场“众里寻他”的选择。
1949年，国歌征集也收了三百多首，可没一首能让大家觉得“就是它了”。
开国大典的日子一天天近，国歌还没定下来，这可急坏了人。
一次会上，教育家马叙伦站起来提议，说别费劲写新的了，现成的不就有一首吗？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这歌都唱了十几年了，抗日战场上，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地方，谁不知道这歌？
就用它先当着国歌吧。
他这话一出口，会议室里所有人都跟被点醒了一样。
是啊，这首田汉作词、聂耳谱曲的歌，压根就不是和平年代的产物。
那是1935年，国家最危险的时候，从胸膛里吼出来的声音。
每一个音符，都带着硝烟味儿；每一句歌词，都是从牙缝里迸出来的。
从抗战到解放战争，这首歌早就不只是一部电影的插曲了，它已经成了这个民族在苦水里泡着、在刀尖上滚着往前走的背景音乐。
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点头同意。
一首新歌，写得再好，也缺了点东西，缺了时间的沉淀和人民的感情。
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是历史选出来的，是人民用血和泪唱出来的。
所以，开国大典上，五星红旗升起时，响起的正是这首充满战斗精神的旋律。
可谁也没想到，十几年后，这面旗和这首歌，会面临一场几乎要被颠覆的危机。
时间快进到1966年，一场风暴席卷而来。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很多东西都被打上了“有问题”的标签。
国歌的词作者田汉被打倒，这下，有些人可算找到了由头。
一股很奇怪的论调冒了出来。
有人说，田汉是坏人，他写的歌词怎么能当国歌？
得换！
换成当时人人会唱的《东方红》。
这股风还刮到了国旗上，有人拿着放大镜看五星红旗，说那四颗小星里头，有一颗代表“资产阶级”，这怎么行？
太不革命了！
应该把四颗小星改成两颗，一颗代表工人，一颗代表农民。
这提议听着“革命”，实际上是要挖掉新中国的根。
它想把新中国成立时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”这个根本给否定掉。
在那个狂热的年代，这种荒唐的提议竟然还有不少人跟着叫好，要求改旗换歌的报告一层层递了上去。
国家的象征，就这么悬在了半空中。
关键时刻，还是中央的决策者们顶住了这股压力。
他们心里清楚，国旗和国歌不是一块布、一首歌那么简单，它们是国家诞生的法律文件，是历史的见证。
五星红旗的大团结寓意是立国之本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抗争精神是民族之魂，这都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，怎么能因为一时的政治风波就说改就改？
最终，这些荒唐的提议被坚决地否定了。
一场危机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。
五星红旗还是那面团结的旗帜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虽然有段时间只能奏曲不能唱歌词，但它的旋律和精神，还是顽强地保留了下来。
田汉，这个写下“起来！
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”
的作者，在1968年冬天，无声地死于禁闭之中，至死都背着“叛徒”的罪名，连骨灰都没能留下。
而他写下的歌词，在十多年后被重新恢复，继续在这个国家的大地上被亿万人传唱。
参考资料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诞生记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09年版。
《毛泽东年谱（1949-1976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13年版。
田申：《我的父亲田汉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版。
